首先，根據不同的企業屬性，針對此次紅海危機會做出不同的解決預案，比如生產制造類企業會根據所延長的海運時效，提高原材料、零配件的安全庫存；而船公司則會利用增加運力，縮小船舶繞行好望角所產生的船期頻次，而繞行所帶來的成本也會成倍轉嫁給用戶；其次，部分企業還會采取多式聯運與中歐班列等替代運輸方案，比如海空聯運、全鐵路運輸等，以減少到貨時效與運輸成本大幅上漲風險。從我們所得知的替代方案當中，選擇中歐班列或許是快速解決此次危機的主要運輸方案，同時，中歐班列也會因突然放大的貨量出現產能危機。

其次，我們再從供應鏈角度看這些預案。比如從采購端選擇運輸半徑小于紅海或者不受影響的周邊供應商。早在新冠疫情時期，大量全球性生產制造企業就已進行了供應鏈再造，或者縮小供應鏈半徑，或者將一些已中斷了的供應端重新整合，因此，有大量供應商為保存客戶，選擇就近設廠或建立倉儲中心，以減少客戶流失；制造端選擇不經過紅海線的外包工廠進行生產等，但仍存在產品配套、工藝標準不穩定、不全面風險。

最后，除了以上的解決預案之外，全球企業還需要對貨物交付風險進行對沖，利用各類保險工具降低國際貿易、國際物流風險，比如海運險、陸運險或者其它郵包險等，解決貨物在國際運輸環節出現事故的可能性；利用國際信用險、信用證以及國際保理等工具，解決國際貿易當中貨款支付問題，相信在特殊時期，這些避險工具將成為所有預案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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